在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国家机关权力受限制集中表现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力。
[27]另外,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 原教旨主义者利用宗教信仰自由来攻击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威胁也是现实存在的, 而宗教信仰自由也未被纳入《基本法》第18条。当然也有把《基本法》第5条第1款第1句中以通常可允许的途径来了解信息的权利中的通常可允许的途径、以及第9条第2款中对结社的禁止视为宪法直接限制的。
[61]所谓防卫性民主, 即宪法所规定的自由民主基本秩序是一种受到价值约束的秩序, 因此, 宪法要提供一定的手段去防止自由民主秩序的反对者毁灭这种秩序。1992年, 联邦政府又提出两个申请, 要求禁止德意志国家党的领导人迪内尔 (Thomas Dienel) 和国民阵线的代表赖策 (Heinz Reisz) 进行攻击外国人、反犹太、反对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宣传, 禁止其在公开场合就政治问题发表言论以及组织和参与政治性的集会。[87]用联邦宪法法院的话来说, 对于宪法敌人, 仅仅是去政治化 (entpolitisiert) , 而非去公民化 (entbürgerlicht)。[42] (三) 丧失的实施 根据《联邦宪法法院法》第36条, 基本权利丧失的申请需由联邦众议院、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68]这意味着基本法告别了魏玛时代的价值相对主义, 即宪法并非对每一种政治观点都保持中立。
传统上认为, 基本权利丧失是基本权利滥用的后果。对于司法机关来说, 当事人在诉讼中不得再援引相关基本权利, 从而使得诉讼将因为缺乏权利被侵犯的诉由不被允许。第五，党政机关领导人敦促执行法律的批示，属于什么性质，具有何种法律效力，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他们早上5点开始上工，干到凌晨1点才让睡觉，而睡觉的地方是一个没有床、只有铺着草席的砖地、冬天也不生火的黑屋子。基层执法机关对最高权力机关通过的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法律无比漠视，而对于这些没有什么法律效力的领导批示却奉若圣旨，火急火燎、不折不扣地执行，真是太奇怪了。而最值得高兴的是，省公安厅立即通令各市、县、乡镇、街道公安机关，凡有投诉、举报或要求帮助寻找失散亲人的，公安机关必须热情接待，记录在案，立即出警，认真查找。在此情形下，执法机关就极有可能采取超过法律应用限度的高压态势和手段，来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从山西黑窑案的处理中即可看出，在中央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批示后，山西省的领导同志在批示中首先强调的是，要认真、坚决地贯彻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在这个前提和背景下，才要求去认真、迅速地执行法律，而执行法律不过是贯彻批示的一种方式而已。第四，领导通过批示来敦促法律的执行，是涉及党和国家体制领导体制的重大问题，需要慎重而行。
报道说，在山西遍地开花的黑窑厂，非法限制民工人身自由、非法雇用童工、强迫民工超强度劳动、殴打民工致死、致残的现象，已经相当普遍，甚至出现活埋民工的可怕情况。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通过领导批示个别性地解决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这样，也容易造成类似以言代法的消极因素。这实际也再一次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陈旧而简单的话题：究竟领导的权力大还是法律的效力大？是人治还是法治？实践中，一些基层执法机关敬畏的不是法律，而是逐层的上级领导，直至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一年多来，这30多人没有领到一分工资。
那么，我们推测一下，中央领导人的批示可能会出现什么内容呢？笔者以为，大致不外乎三个方面内容：一是表示震惊和愤怒。打手像赶牲口一样把他们关进黑屋子后反锁，30多人只能背靠背地打地铺，而门外则有5个打手和6条狼狗巡逻。是他，三赴山西，以坚忍不拔的毅力编发了二十多期报道，才使黑窑内幕得以公诸于世，继而形成了滔滔舆论，激起社会的愤怒，直至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山西省的有关机关才不得不下决心处理。所以，笔者以为，从维护国家领导体制的健康稳定运行的角度看，无论党的领导人还是政府的领导人，无论是中央领导人还是地方领导人，对通过批示去敦促基层机关执行法律的做法，都应当持十分谨慎和克制的态度。
我们的领导干部，各级党政机关，倾其全力，心无旁鹜、不遗余力、持之以恒地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推动宪法和法律的实施，是根本性的治国之策，兴国之方。报道说，2006年初，32名外地农民工来到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一个黑砖场打工。
这是值得各方面严重关注的重大问题。第二，任何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领导批示执行法律的行为，本质上都不是真正的执法行为，而是执行领导人个人意志的行为。
具体的程序是，由省一级领导人通过批示去落实中央领导的批示，再向下逐级、层层递进，这样，由中央领导批示执行法律的过程，最终会变成一个不断地以下级批示落实上级批示的过程，或者以下级机关不断召开动员大会去落实上级批示的过程，这就大大降低了法律执行的效率，增加了法律实施的成本。中央的指示再次在山西产生强烈效果：山西省委书记再次批示：要坚决贯彻总理指示，认真查处，对涉嫌违法犯罪分子依法从快作出处理。但是，媒体对山西省委书记落实中央领导批示的批示，以及省长落实中央领导批示的要求（其性质也是一种批示），作了具体的报道。事情的发展还在进行中。从省委书记的批示和省长的要求看，其内容主要有三：一是表态，即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领导批示。举报投诉传真：0351-2021883。
由领导批示来推动法律实施所带来的上述消极因素，值得各方面深加关注。农民工们一日三餐就是吃馒头、喝凉水，没有任何蔬菜，而且每顿饭必须在15分钟内吃完。
而最近的报道表明，在山西洪洞县，建筑老板竟然得意洋洋地驾驶着警车，黑出租车的挡风玻璃处竟然堂而皇之地放着《山西公安交警、公安巡警协勤证》。这种现象直接和普遍地引发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的诸多不健康因素，特别地、具体地说，就是很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真正惧怕和敬畏的根本不是宪法和法律，而是上级领导个人。
这一案件之所以能得到处理，首先应当感谢媒体，确切地说，首先应当感谢那位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揭开此案黑幕的河南电视台记者付振中。而当记者去洪洞县纪委采访时发现，负责调查黑窑事件的监察室主任和3名纪检干部竟然在打牌。
理论和实践中很是为此欢欣鼓舞了一番。第六，通过领导批示来处理具体案件，有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因为靠领导批示来推动法律的实施，是存在诸多消极因素和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的： 第一，靠领导批示来促使下级机关执行法律的事实本身说明，领导的权威很可能是高于法律的权威的，领导批示的效力很可能是高于法律的效力的。凡对群众举报投诉不认真受理，推诿扯皮，压案不查，配合不力，或对被解救人员不负责任，导致其下落不明的，一经查实，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总之，三者实质上都没有什么法律效力，实际是一个基层执法机关的负责人和其他具体工作人员都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和境界。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山西，中央领导同志批示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山西黑窑的处理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典型。四、推动法律的实施已成当务之急 法律制定后为什么不能得到执行？这有相当复杂的原因，但其中根本的有两条： 一是，一些党政机关特别是党政领导人，根本没有真正服膺和崇尚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或者说，他们没有把个人和一切组织都无条件地置于宪法和法律之下。
更可怕的是，报道说，一名叫朱广辉的民工从一个窑厂被解救后，竟然被当地劳动监察部门倒卖到另一个黑窑厂，并且一名劳动监察队员还把朱广辉被解救时补发的300元工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报道说，洪洞县曹生村黑砖厂老板的父亲是该村的党支部书记，甚至还是县人大代表，竟然对儿子的违法犯罪行为纵容包庇，不闻不问。
省长的这一要求，实际是在落实中央领导和省委书记的批示。在处理国家机关彼此之间的关系时，依法应当由一府两院处理的具体事务，权力机关不适宜介入和干预。法律原来也不是无缘无故地自动生效的，不然哪里还有那么多民工长期遭到非人的虐待。不少大案要案，长期捂着盖子，只有在领导而且必须是最高层领导的拍案动怒、亲笔批示下，才能得到处理。
在这两种情况下，领导批示对于迅速解决问题，大胆开展工作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试想一下，如果类似山西黑窑案的相当多的案件都要靠党的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去批示，才能得到依法处理，党和国家领导人哪里有时间精力去处理那些涉及党和国家发展长远和全局的重大事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的实施不得不依赖媒体的揭锅，甚至很多当事人也不得不把案件公正处理的希望寄予媒体的曝光。国务院总理作为最高行政机关的首脑，虽然依据宪法和法律有权指挥下级机关，但是，立法机关通过宪法和法律赋予总理相关的职权时，恐怕决没有想到一个农村黑砖窑的违法犯罪行为也需要总理去命令基层机关处理。
这些情况充分表明，这些基层国家政权机关的工作人员或是玩忽职守，丧失了起码的工作责任感，或是利欲熏心，唯钱是图，最终为不法势力所操纵，甚或是主动卖身投靠不法势力，与之狼狈为奸。在处理一府两院及其下属部门之间的关系，依法应当由一个机关或者部门处理的事务，其他机关或者部门也不适宜具体地介入和干预。
